律例解析

家事事件法第四編所規範之家事非訟程序，係以非對立性、保護性與職權進行主義為核心特徵之程序體系，其制度目的在於補充家族自治與私法自治運作不足之處，使涉及身分、扶養、監護及遺產管理等利益衡平事項得以在司法監督下迅速而妥適地處理。其中第十二章所定親屬會議事件，更係將民法親屬編中傳統家族自治機制司法化，使法院在親屬會議無法成立或運作失靈時得介入行使補充性決策功能。此種制度設計反映出我國家事法制由家族本位向司法保護本位之轉型趨勢，亦呈現非訟程序以保護未成年人、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人以及遺產利害關係人利益為中心之價值取向。

 

從制度體系觀察，親屬會議原係民法親屬編所設計之自治性決策機構，依民法第1129條至第1137條規定，其組成由親屬依一定順位與親等選定五人為會員，負責處理扶養方法、遺產管理監督、遺囑處理及遺產酌給等事項。然而該制度建立於傳統大家族共同生活結構之社會背景，立法者假設親屬間具有緊密互動與合作關係，得透過集體決議形成較具人情衡平之結果。但隨社會型態轉變，核心家庭與單身家戶比例增加，親屬地理分散與互動疏離，使親屬會議難以召集或無法決議之情形日益普遍。民法第1132條因而明定在親屬不足法定人數、難以召開或決議不能時得由法院介入處理，而家事事件法更進一步透過非訟程序將此介入制度化，使法院在程序上得直接處理原屬親屬會議權限之事項。

 

家事事件法第181條建立親屬會議事件之專屬管轄體系，依事件類型區分不同連結點，例如指定未成年人或受監護宣告之人之親屬會議會員，以其住所或居所地法院為專屬管轄；涉及遺產者則以繼承開始時被繼承人住所地法院為準；扶養方法酌定與變更則以受扶養權利人住所地法院為準。此種設計兼顧程序便利與實質保護，使法院得貼近生活關係地點調查事實。至於指定代為訴訟行為人、遺產管理監督、酌給遺產、遺囑提示與開視密封遺囑等事項，亦透過專屬管轄集中處理，避免多重法院並行審理造成判斷衝突。程序費用負擔則依利益歸屬決定，例如為未成年人利益聲請者由其負擔，遺產相關事件由遺產負擔，呈現非訟程序以保護利益主體而非責任歸責為中心之理念。

 

家事事件法第182條賦予法院調查遺產管理情形之職權，允許於裁定前審酌遺產管理事務之繁簡及財產收益狀況，此與民事訴訟程序以當事人主張為主之結構不同，顯示非訟程序具有職權調查與裁量性質。第183條進一步準用其他非訟程序規定，使程序彈性化並確保審理效率。此種準用設計強調親屬會議事件非純粹形式審查，而係法院得依具體情形進行實質衡量，兼顧迅速性與實質正義。

 

在實務運作上，親屬會議事件之類型分布呈現高度集中於繼承相關事項，尤其以選定遺產管理人及同意變賣遺產為最大宗。實證研究顯示，與親屬會議相關裁判中約九成以上涉及被繼承人而非未成年人或受監護宣告之人，顯示監護與親權監督權限移轉法院後，親屬會議之功能幾乎僅存於繼承領域。另有研究指出，在數百件裁判樣本中，未召開親屬會議即逕向法院聲請者比例高達九成以上，顯示制度運作上已由家庭自治轉變為司法主導。

 

法院對於是否符合民法第1132條難以召開親屬會議之認定標準亦呈現寬鬆趨勢，多數案件僅需釋明親屬不足、無繼承人或聯絡困難，即准許法院直接處理。部分裁判甚至未具體說明理由即逕行審理實體事項，顯示司法實務傾向將法院視為主要決策機關。然在涉及遺囑執行人選定等事項時，法院審查標準相對嚴格，常要求聲請人證明曾通知全部法定親屬或已嘗試召集會議，顯示不同事件類型仍存在審查差異。

 

此外，親屬會議制度與家事非訟程序之互動亦引發程序性質爭議。例如民法第1137條對親屬會議決議之聲訴，其程序性質究屬訴訟事件或非訟事件，學說見解分歧，有採訴訟說者認為涉及決議效力爭議應以判決程序審理，亦有採非訟說者主張應以統合處理為原則，由法院裁量決定；另有見解認為聲訴兼具起訴與聲請性質，形成家事訴訟與非訟之合併事件。此一爭論顯示親屬會議制度在程序定位上仍具有過渡性質，尚未完全融入現代家事程序體系。

 

從制度功能觀察，親屬會議制度原有九項權限，但近年裁判顯示僅少數類型具有實際運作意義，尤以遺產管理相關事項最為常見，而扶養方法酌定與遺產酌給案件比例極低。此種現象顯示制度功能已大幅萎縮，部分學者據此主張應限縮其適用範圍或全面改由法院處理，以符合社會結構變遷。然亦有見解認為親屬會議仍具補充人情判斷之價值，若完全廢除恐削弱家族參與之空間，故宜採保留但弱化之折衷模式。

 

綜合觀察，家事事件法將親屬會議事件納入非訟程序體系，形成一種「司法化家族自治」之制度模型，其核心並非取代親屬會議，而係在其失能時提供替代決策機制。惟實務運作顯示法院介入已成常態，親屬會議多流於形式前置要件，制度功能逐漸轉化為程序門檻。此種發展反映現代社會親屬連結弱化與司法保護需求提高之趨勢，也揭示未來修法可能朝向限縮親屬會議權限或重新定位其角色之方向。整體而言，親屬會議事件制度展現我國家事非訟程序兼顧迅速處理與實質保護之設計理念，但其運作效果與制度存續價值，仍有待進一步制度評估與改革討論。

 

在進一步觀察親屬會議制度於家事非訟程序中之實際運作時，尚須從程序法與實體法互動之角度加以理解。親屬會議權限本質上係源自民法親屬編所建構之家庭自治規範，而家事事件法之介入則屬程序保障機制，其目的並非改變權限分配，而係在自治機制失效時提供替代性審理管道。此種「實體法自治—程序法補充」之結構，使法院於審理親屬會議事件時必須同時考量民法上家庭倫理秩序與程序法上利益衡平之價值，形成與一般民事非訟事件不同之審理密度。換言之，法院並非僅作形式審查，而須就扶養義務分配、遺產管理方式、監護監督或遺囑執行利益衝突等事項進行實質衡量，其審查標準往往接近裁量行政決定之利益衡量模式，顯示家事非訟程序已具有高度政策裁量性質。

 

在裁判實務方面，多數法院於處理選定遺產管理人案件時，會依民法繼承編關於遺產管理之規定與家事事件法之職權調查原則進行綜合判斷，例如審酌候選人與被繼承人之關係、管理能力、利益衝突情形及遺產規模複雜程度等因素。最高法院亦曾於相關裁判指出，家事非訟程序中法院所為裁定並非單純依聲請人提出資料作成，而得依職權蒐集資料以確保遺產管理符合全體利害關係人利益，此一見解突顯非訟程序不同於訴訟程序之職權進行特質。此外，在酌給遺產事件中，法院通常依被繼承人生前扶養事實、受酌給人生活需求及遺產整體分配影響進行衡量，其裁定理由往往呈現高度個案化特徵，難以形成一致量化標準，此亦為非訟裁量制度固有之結果。

 

值得注意者，親屬會議制度與監護制度之關係亦具有轉型意義。早期民法設計由親屬會議監督監護人，但現行家事制度已將監護監督權限多數移交法院，使親屬會議功能縮減。實務統計顯示監護相關案件中透過親屬會議處理者比例極低，多數改以法院裁定決定監護監督事項，顯示制度中心已由家庭內部自治轉移至司法專業判斷。此種變化與現代社會家庭結構鬆動及專業化需求提高密切相關，亦使親屬會議逐漸失去作為監督機制之核心地位。

 

再從程序保障角度觀察，家事非訟程序雖採職權進行，但仍須兼顧當事人程序參與權與陳述意見權。家事事件法相關規定允許法院視事件性質通知利害關係人到場陳述或提出書面意見，此種設計兼顧效率與程序正義。學說指出，非訟程序雖不以對立爭訟為前提，但仍涉及權利義務調整，因此最低限度之聽審權保障不可忽略。部分實務裁判亦認為未通知重要利害關係人即裁定可能構成程序瑕疵而遭撤銷，顯示法院在運作職權主義時仍須維持程序平衡。

 

此外，親屬會議制度之存續價值亦成為近年學界討論焦點。支持保留者認為其仍能體現家庭自治與文化倫理價值，並於特定案件中提供比司法裁量更貼近家庭關係之判斷；主張廢除或限縮者則指出制度實際利用率低且增加程序成本，應由法院直接審理以提高效率。比較法上，多數法系已逐步廢除類似制度或僅保留象徵性功能，我國是否維持現行架構，涉及家庭自治與司法專業角色之政策選擇。

 

從制度發展趨勢觀察，親屬會議事件未來可能朝向三項方向演進。其一為程序簡化，即進一步降低召集親屬會議之前置要求，使法院得直接受理；其二為功能重整，僅保留遺產管理與扶養衡量等仍具實益事項；其三為完全司法化，即將其權限整合至家事法院裁定制度。無論採何種方向，均須兼顧程序效率、家庭自治與弱勢保護三者之平衡。

 

總結而言，家事事件法第四編親屬會議事件之規範，呈現我國家事法制在傳統家族自治與現代司法保護之間調整之縮影。制度原設計以親屬集體決策為核心，但實務運作已逐步轉向法院裁量主導，顯示家庭結構變遷對法律制度之深刻影響。親屬會議在現行體系中仍扮演補充性角色，其存在價值不在於實際召開頻率，而在於提供一種尊重家庭參與之制度象徵。然而在司法負擔增加與效率要求提高之環境下，其制度定位勢必持續面臨檢討與調整。未來立法與實務發展，應在維護弱勢保障與促進程序效率間取得更精緻之平衡，使家事非訟程序得以兼具人情衡平與專業審理之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