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解釋的目的在於確定法律規範的意義，使其能夠適應社會變遷和反映社會價值觀。

 

法律解釋的必要性源於法律文本可能存在模糊性，需要透過解釋來確定其具體含義，同時也要應對社會變遷帶來的新挑戰。

 

法解釋之基本方法及其具體的方法（技法）之各種「方法」，只是通往某一路徑。法解釋是一個論辯的選擇及決定之過程；過程中，必須對於法規範（法的三段論之「大前提」）之法律意義空間內，所存在之多種解釋及具體化可能之中，作出選擇並決定（尋求）符合大多數人的共同觀念（即「社會通念」）之價值判斷。

 

「社會通念」概念，一般固多用於評價實體私法要件事實之判斷基準，然此語本來是民事訴訟等作為判決用語，民事訴訟判決中關於當事人異議權之認定、要件事實之依證據判斷等，有附理由說明之義務，以確保當事人公平裁判權，使用「社會通念」作為評價念，有助於防止進行評價之法官官僚化，確保真正的獨立性，有其必要性。

 

法解釋之基本方法，有四：

①目的解釋、②文理解釋（文義解）、③體系解釋（調和解釋）、④價值判斷（利益衡量）。十九世紀後半以後，理解條文之立法目的時，中心之課題為廣義的目的論的解釋。廣義的目的論的解釋，應採取何種立場？

 

主要學說有二：

①立法者意思說（主觀說、狹義的目的論的解釋、立法者意思解釋、歷史的解釋、主觀的解釋），依立法之資料等，探求法規立法當時之目的及意義，以之為中心，作為解釋條文之立場。

②法律意思說（客觀說、法律意思解釋、客觀的解釋），以現在之社會狀況為前提，探求法規所制定之目的，推測如果當時之立法者，於現在立法，究竟會作如何立法，並以之為解釋之立場；法文離開立法者之手，即與立法者了無關係，法律本身自具有一定之思想，所追求者法律本身的意義。立法意思說之致命缺陷，在於「立法之後經過長年累月，國民為什麼無論多長的時間，都必須受到立法者之見解的拘束。

 

特別是立法意思說，是在十九世紀自由主義經濟體制下之立法者的意思所制定之法律，在現代混合經濟之下，常見在妥當性上，大有疑問，因此有為不同於立法者意思之解釋的必要」，通說「法律意思說（客觀的解釋說）」之登場，可謂是必然結果。

 

法律意思說強調「法條一經脫離立法者或立法機關之手，成為法律，則法律即成為永續的生活力之考慮體」，法律之為物，其自身即為有一定意思之有機體的生活體，故有確定其法律本身中所包含意思之必要。為何要採法律意思說？

 

因為若採立法意思說，立法當時具體的意思有固定之內容，不能隨時勢之變化以資因應。Karl Larenz（1903~1993）言：「制定法之目的，不僅應包括立法者當時之立法目的，若因規範狀況之變遷，雖非立法者所預見之類型，為符合時代之要求，也包括解釋該制定法時，認為所應擴張或限縮之目的，制定法之文義，不應僅考慮制定當時之文義，為符合時代要求，也應包括現代之文義。」

 

「社會通念」的重要性

考慮「社會通念」有助於確保解釋結果能夠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可，同時防止法官的官僚化，維護司法的獨立性和公正性。總的來說，這段文字提供了對法律解釋的整體理解，強調了解釋的多樣性和複雜性，並指出了不同方法和學說的特點和應用情境。

 

法格言：「法律，不能脫離文義」，即常言：「法之解釋，始於文義，終於文義」。僅以法律條文之文本（原文，text）之條文句法及文理，作為解釋之方法，謂之「文義解釋」或「文理解釋」，乃法解釋之開始（第一步），只有正確的理解法律文義，才能正確的適用法律。文義解釋，或依通常之意義，或依在法律用語上之特殊意義；例如：①民法第六條之「人」，乃依通常之意義，指「自然人（自然界中為權利義務主體之個人）」。②法律條文之「惡意」，雖日常用語稱「惡意」，乃不良的居心，然法的世界言「惡意（böserGlaube；malafides）」，皆有其法的特殊意義，於財產法（如民法第一七五條、第七二二條規定之「惡意」），多指「知自己在法律上非己所有之利益，而仍『故意』與之發生法律關係者，又稱「知情」；然於民法第一○五二條第一項第五款之惡意，則與財產法用語「惡意」通常指「知情」者不同，且學者見解不一，實務見解亦未一致。

 

③民法條文或解釋上之「善意」，非指日常用語道德的評價之「好意」，皆有法律用語上之特殊意義，通常指「不知他人法律關係之成立」，又稱「不知（情）」，申言之，乃對某事實消極的「不定，依其立法旨趣等另有不同之特殊意義。

 

體系解釋，是以某法規範與其他法規範作比較、對照，確定該法規範在體系上之意義之解釋方法；「體系」，可說是「多樣事項（解釋的各種對象）的統一」。

 

就各法規該當於法規範所構成之法體系中，各別所占之適切的地位；換言之，要將個別的法律觀念，放在整體法秩序的框架之中，亦即於「將法律制度和法規範聯結成為一體的內在關聯」中考察，所有的解釋方法都要考慮到法律體系之完整性，在內容上注重「一般的確實性與具體的妥當性之調合的必要」、「與其他法律全體無矛盾之統一性的調和」，故又稱調和解釋。

 

法解釋絕非僅法條文本之文義而已，文義不合法令全體及社會之要求時，即有從其他觀點加以限制或修正之必要，「文義解釋，並非萬能」；制定法條文之文義（文理知情」，雖對某事實有懷疑（有稱「半信半疑」），亦包含在內；然亦因應不同法文規）及體系解釋（尤其前者），乃「所有法解釋之出發點」。

 

法律解釋的基本方法及其適用的情境。在法律實踐中，法律解釋不僅僅是對法律文本的直接解讀，而是一個複雜的過程，涉及到對法律文本、立法目的、法律體系以及社會價值的綜合考量。以下是對這段文字的簡要分析和總結：

 

法律解釋的目的和必要性：法律解釋旨在尋求並確定法律規範中所含的多種可能解釋中，最能反映社會通念的那一個。這是因為法律文本可能存在模糊性，需要通過解釋來確定其具體意義。此外，隨著社會變遷，原有的法律可能無法直接應對新出現的問題，法律解釋因此成為連接法律與現實的橋梁。

 

基本解釋方法：

 

目的解釋：依據法律規定的目的進行解釋，考慮法律制定時的社會背景和立法意圖。

文理解釋（文義解）：直接根據法條的字面意義進行解釋。

體系解釋：將特定法規與整體法律體系進行比較，確定其在法律體系中的地位和意義。

價值判斷（利益衡量）：根據法律的基本價值進行解釋，尋求不同利益之間的平衡。

 

立法者意思說（主觀說）：強調法律應根據立法者的原始意圖進行解釋。

法律意思說（客觀說）：認為應該根據當前社會條件和法律的宗旨進行解釋，不受立法時的具體情境限制。

「社會通念」的重要性：在進行法律解釋時，考慮「社會通念」有助於確保解釋結果能夠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可，同時防止法官的官僚化，維護司法的獨立性和公正性。

 

總結來說，法律解釋是一個旨在確保法律能夠適應社會變化、反映社會價值和保障公正實施的複雜過程。不同的解釋方法和學說提供了多角度的工具和視角，幫助解釋者在面對具體案例時，能夠做出更加精確和符合社會期待的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