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摘要：
按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於死亡，民法第6條定有明文。是縱原經他人生前授予代理權以處理事務，但該本人一旦死亡，人格權利即消滅，其權利能力立即喪失，已無授權或同意別人代理之可言，除法律有特別規定（如民事訴訟法第73條）者外，原代理權當然歸於消滅，倘仍以本人名義制作文書，自屬無權制作之偽造行為，若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即難辭偽造文書罪責（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538號、100年度台上字第4704號判決同此意旨）。次按雖然原經他人生前授給代理權以處理事務，他人一旦死亡，權利已無，則何來權利能繼續享受、授與，原代理權自然歸於消滅，若竟仍以該他人名義行文，當屬無權而偽造文書行使，因有令人誤認該他人尚存於世之可能，自已發生抽象之危害（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477號刑事判決可資參照）。另按刑法上處罰行使偽造私文書之主旨，重在保護文書之公共信用，故所偽造之文書既足以生損害於他人，其犯罪即應成立，縱制作名義人業已死亡，亦無妨於本罪成立（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33號判例同此意旨）。

 

末按刑法上之偽造文書罪，以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為必要，所謂足以生損害，係指他人有可受法律保護之利益，因此遭受損害或有遭受損害之虞而言，不以實際發生損害為必要。刑法第210條之偽造私文書罪，祇須所偽造之私文書有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之虞為已足，至公眾或他人是否因該私文書之偽造而受到實質損害，則非所問；如未經被繼承人之全體繼承人同意，即偽以被繼承人名義製作取款憑條，提領被繼承人帳戶內之存款，其行為自有足以生損害於其餘繼承人之虞，至於其所提領之款項是否非被繼承人之遺產及提領之用途為何，均與其行為是否與刑法第210條、第216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之犯罪構成要件該當，並不生影響（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165號判決同此意旨）。是縱本人於生前曾就其財產授權予他人代理權限，然在本人身故之後，倘以本人名義製作文書，仍屬無權製作之偽造文書行為，且若此一偽造文書行為已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自仍應以偽造文書罪責相繩。

 

末按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刑法第13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故意之成立，以對犯罪構成事實有所認識且有實行之意願為已足，至不法意識並非故意之構成要素，縱違法性認識有錯誤，亦應循違法性錯誤之法理解決，不生阻卻故意成立之效果。又除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者外，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刑事責任，刑法第16條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可否避免，應依行為人的社會地位、能力及知識程度等一切因素考量，判斷行為人是否得以意識到行為之違法，且當行為人對自己之行為是否涉及不法有疑慮時，即負有查詢之義務，不能恣意以不確定之猜測，擅斷主張自己之行為屬無法避免之禁止錯誤，否則倘若一律可主張欠缺不法意識而免責，無異鼓勵輕率，亦未符合社會良性之期待。

 

查：本案被告行為時為年滿44歲之成年人，顯已具備相當之社會歷練，對於被繼承人死亡後所留存款屬於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若有使用需要，應得其他繼承人同意或授權，並依相關金融機構存款繼承作業處理之標準程序辦理等情，要難認全然不知或毫無疑慮，且此節於其提領款項前向金融機構查詢即可輕易得知，惟被告為便宜行事，冒用張邱玉珍名義出具提款單並持交郵局承辦人員，而隱瞞張邱玉珍業已亡故之事實，致使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誤信係張邱玉珍本人欲使用帳戶內款項，被告係有權提款之人，而交付如附表所示款項，足徵被告主觀上有行使偽造私文書之故意，尚難以其不知法律、欠缺違法性認識為由免其責任。至被告提領部分款項縱係依張邱玉珍生前協議或供作支付被繼承人後事相關款項之用，然揆諸前揭說明，其所提領之款項用途為何，均與其行為是否與刑法第210條、第216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之犯罪構成要件該當，並不生影響。

 

出處：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452號刑事判決
法官齊潔 法官周霙蘭 法官謝昀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