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摘要：
被告、告訴人簡姍姍、證人簡書馨均係林秀嫻之女，林秀嫻前於106年9月27日過世，林秀嫻生前曾申辦本案帳戶並存放存款，被告分別於106年12月4日、同年月7日，先後前往海山郵局，臨櫃填寫提款單並蓋用林秀嫻之印鑑章後，憑以提領本案帳戶內之存款各40萬元之事實，為被告坦白在案，並據證人即告訴人簡姍姍於偵查中指述明確…再被告自陳：其於母親林秀嫻過世後，仍以林秀嫻之名義提領如附表所示80萬元款項等語，足見被告於前述時、地確有隱匿林秀嫻已死亡之事，致郵局承辦人員在不知林秀嫻已死亡之情況下，因而依被告指示辦理附表所示之交易明確。

 

而按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於死亡，民法第6條定有明文。縱原經他人生前授予代理權以處理事務，但該本人一旦死亡，人格權利即消滅，其權利能力立即喪失，已無授權或同意別人代理之可言，除法律有特別規定（如民事訴訟法第73條）者外，原代理權當然歸於消滅，倘仍以本人名義制作文書，自屬無權制作之偽造行為，因有令人誤認該他人尚存於世之可能，自已發生抽象之危害，難辭偽造文書罪責（參照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477號、第4538號、第4704號判決意旨）。次按偽造文書罪，係著重於保護公共信用之法益，故所偽造之文書既足以生損害於他人，其犯罪即應成立，縱該偽造文書所載之作成名義人業已死亡，而社會一般人仍有誤認其為真正文書之危險，自難因其死亡阻卻犯罪之成立（最高法院21年上字第2668號、40年台上字第33號判例參照）。再按繼承，因被繼承人死亡而開始。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民法第1147條、第1148條第1項前段、第1151條分別定有明文，故關於遺產之法律行為，自當由全體繼承人共同為之；另就存款而言，金融機關與客戶間，具有消費寄託之性質，依民法第602條消費寄託之規定，客戶將款項存入帳戶時，金錢之所有權已移轉予該金融機關，金融機關就其行庫之客戶存款有保管之責，倘存款戶要求提款，金融業者必須加以審核，始得付款，否則難以對抗真正權利人之權利主張。準此，繼承人於提領被繼承人之存款時，應由申請人提示存款證明、存款人死亡證明書、戶籍謄本、遺產稅繳清證明書、可確認為合法繼承人之證明，繼承存款申請書、繼承系統表、繼承人印鑑證明，若繼承人有1人以上，而委任1人代表領款，除上述文件外，應另提出全體繼承人簽章之委託書或拋棄繼承權聲明書，為銀行存款繼承作業處理之標準程序。繼承人於提領被繼承人之存款時，自應循上開途徑為之，尚非得以繼承人私下決定如何分配遺產或使用於被繼承人之喪葬費，即得逕以被繼承人名義，提領款項而分配遺產或使用於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6009號判決意旨參照）。

 

經查，本案被繼承人林秀嫻於106年9月27日死亡，權利義務主體自斯時起已不復存在，任何人自不能再以被繼承人林秀嫻本人名義為任何法律行為。被告明知林秀嫻已死亡，竟仍先後於106年12月4日、7日，接續前往郵局，持用林秀嫻本案帳戶之存摺及前開所保管之印章，於提款單盜蓋「林秀嫻」之印文，並於提款單上填載提領各40萬元之款項後，未告知郵局承辦人員林秀嫻之死訊，即持以向不知情之承辦人員行使之，藉以表示係林秀嫻本人授權或同意自本案帳戶內取款之意，所為足使該承辦人員誤以為係存戶林秀嫻為提款之意思表示，而辦理提款手續，悉數將80萬元之款項交付，造成林秀嫻前揭存款（即遺產）減少，亦增加日後遺產分配之複雜性及困難性，足生損害於金融機構對本案帳戶資料、存款管理之正確性及林秀嫻之繼承人即告訴人簡姍姍、簡書馨對於林秀嫻遺產分配之權益，其主觀上具有行使偽造文書之犯意，至為灼明。

 

被告辯解不可採信之處⒈被告雖辯稱其已得林秀嫻生前授權及同意云云，然據前所述，林秀嫻死亡後其權利能力及生前所為授權均已消滅，任何人自不能再以其本人之名義為任何法律行為，是縱被告所述於林秀嫻生前獲其授權提領本案帳戶乙情為真實，然於林秀嫻死亡之時起，該授權即已因其死亡而告喪失，被告猶以林秀嫻之名義提款，自屬無權製作之偽造行為。辯護人雖主張依民法第550條但書規定，被告與林秀嫻生前已有特約，授權效力於林秀嫻死亡後自仍繼續存在云云，然遍查卷內並無被告與林秀嫻間存有關於本案帳戶運用之特別約定，是辯護人所辯，難認可採。至被告辯稱其不知所為已違法云云，然按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刑法第13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故意之成立，以對犯罪構成事實有所認識且有實行之意願為已足，至不法意識並非故意之構成要素，縱違法性認識有錯誤，亦應循違法性錯誤之法理解決，不生阻卻故意成立之效果。又除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者外，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刑事責任，刑法第16條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可否避免，應依行為人的社會地位、能力及知識程度等一切因素考量，判斷行為人是否得以意識到行為之違法，且當行為人對自己之行為是否涉及不法有疑慮時，即負有查詢之義務，不能恣意以不確定之猜測，擅斷主張自己之行為屬無法避免之禁止錯誤，否則倘若一律可主張欠缺不法意識而免責，無異鼓勵輕率，亦未符合社會良性之期待。查：本案被告行為時為年滿40歲之成年人，顯已具備相當之社會歷練，且其自述在銀行上班，對於被繼承人死亡後所留存款屬於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若有使用需要，應得其他繼承人同意或授權，並依相關金融機構存款繼承作業處理之標準程序辦理等情，要難認全然不知或毫無疑慮，且此節於其提領款項前向金融機構查詢即可輕易得知，惟被告為便宜行事，冒用林秀嫻名義出具提款單並持交銀行承辦人員，而隱瞞林秀嫻已亡故之事實，致使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誤信係林秀嫻本人欲使用帳戶內款項，被告係有權提款之人，而交付如附表所示款項，足徵被告主觀上有行使偽造私文書之故意，尚難以其不知法律、欠缺違法性認識為由免其責任。至被告提領部分款項縱係供作支付被繼承人後事相關款項之用，然揆諸前揭說明，其所提領之款項用途為何，均與其行為是否與刑法第210條、第216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之犯罪構成要件該當，並不生影響。

 

按刑法上之偽造文書罪，以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為必要，所謂足生損害，係指他人有可受法律保護之利益，因此遭受損害或有損害之虞而言，不以實際發生損害為必要（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477號判決要旨可資參照）；又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於死亡，民法第6條定有明文，是自然人一旦死亡，即不得為權利義務之主體，事實上亦無從為任何意思表示或從事任何行為，而刑法之偽造文書罪，係著重於保護公共信用之法益，即使該偽造文書所載之作成名義人業已死亡，而社會一般人仍有誤認其為真正文書之危險，自難因其死亡阻卻犯罪之成立，是刑法上處罰行使偽造私文書之主旨，重在保護文書之公共信用，故所偽造之文書既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其犯罪即應成立，縱製作名義人業已死亡，亦無妨於本罪之成立（最高法院21年上字第2668號、40年台上字第33號判例可資參照）。又銀行為便利存款人取款而印好任人索取填寫之取款憑條，非可流通市面得以自由轉讓，係屬私文書之一種，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1409號著有判決可資參照。是核被告上開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被告於提款單之文書上盜用印章，而偽造印文之行為，均為各該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且其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被告偽造提款單之文書並持以行使，其意係為提領如本案帳戶內存款，則被告係出於向同一金融機構取款之同一目的，於相同地點對同一金融機構承辦人員實施，侵害之法益相同，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
 

出處：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326號刑事判決
法官蔡慧雯 法官林建良 法官陳幽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