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解釋方法

刑法的解釋在法律適用中扮演關鍵角色，其目的是在於明確法律規範的真實內涵，從而保障法律的正確運行與公平性。刑法的解釋理論主要分為主觀解釋論與客觀解釋論。主觀解釋論主張，刑法的解釋應以發現立法者的原意為核心，確保司法活動忠實於立法機關的民主權威，避免解釋者任意扭曲立法目的。然而，這種解釋方式過於依賴立法背景，可能導致法律無法適應社會變遷，從而影響司法的實用性與公平性。相對而言，客觀解釋論則認為法律一經制定便成為獨立的規範性文本，解釋應從條文本身的客觀含義及當前社會需求出發。此種方式有助於法律的與時俱進，增強社會對法律的理解與信任，並促進法律實施的效果。

 

刑法的解釋方式多樣且具有層次性。根據依據，解釋方式包括文義解釋、體系解釋、歷史解釋、目的解釋及合憲性解釋等。文義解釋注重條文字面意義，體系解釋則強調條文與其他法律規範之間的系統性與一致性，歷史解釋旨在探究條文的立法背景與沿革，目的解釋則聚焦於條文設立的價值與功能，合憲性解釋則確保法律的解釋結果符合憲法原則。此外，刑法解釋的方法還包括平義解釋、限縮解釋、擴張解釋及補正解釋等，其中補正解釋用於條文存在疏漏的情形，而類推解釋僅在有利於行為人的情況下適用，以免違反罪刑法定原則。

 

針對罪刑法定原則，司法實務強調禁止不利類推適用、解釋明確性要求及不利溯及既往之禁止。例如，釋字第384號及792號明確指出法院不得透過類推適用擴張刑罰範圍，應在法條明確規範的基礎上進行解釋。解釋的結果應具備可預見性，受規範者須能理解其行為是否違法，否則可能違反法治的基本原則。不利溯及既往原則則禁止回溯處罰或加重處罰行為人，僅容許最有利於行為人的法律回溯適用，此原則在德國與臺灣均被高度重視。

 

刑法解釋的核心在於平衡法律的穩定性與靈活性，既需忠於立法目的，又須適應當前社會需求。在實務中，解釋者應結合法律文本、社會背景及法治精神，確保法律適用的公平與正義，從而實現法律保護法益與維護社會秩序的根本任務。

 

刑法的解釋是法律適用的重要環節，針對刑法條文中可能引發歧義或需要明確定義的部分進行具體規範。旨在闡明刑法條文的真實含義，確保法律正確適用於具體案件。

 

刑法解釋的效力可分為立法解釋、司法解釋與學理解釋。立法解釋由立法機關作出，具有法律效力，適用於條文含義有爭議的情況；司法解釋由司法機關針對具體法律適用問題進行，亦具強制力；學理解釋則由法律學者提出，雖無直接法律效力，但可為司法與立法提供參考。綜合而言，刑法的解釋既需忠於法條，又應兼顧社會現實與法律目的，在維護法治權威的同時實現法律的公平與正義。

 

刑法的立法解釋

立法者為避免執法者於適用法律時，因解釋用語見解之不同，而發生適用上之困難；且為使法條簡潔明確，而以立法定義而解釋特定用語，此在學說上即稱之為「立法解釋」。這樣的明確規範標準化解釋方法，保障法律條文的嚴謹性與適用範圍的清晰性，避免因詞語不明確導致的爭議。同時，此解釋原則促進法律的可預見性與一致性，使得司法實務操作更為便利，也讓公眾對法律的理解更為直觀，進一步體現法律的公平性與正義性。

 

關於「以上、以下、以內」定義

立法者為避免執法者在適用法律時，因用語解釋見解不同而引發適用困難，並確保法條的簡潔與明確，經常採用立法解釋的方式來對特定用語進行明確定義，學理上稱之為「立法解釋」。其中，刑法第10條第1項對「以上」、「以下」和「以內」等詞語作出明確規定，指出其均包括本數或本刑計算，旨在確保量刑範圍的精準性，避免司法實務中因詞語模糊而導致不公平或不一致的問題。

 

在日常生活中，為避免誤解，人們常在數字後加上「含」字，例如「16歲（含）以上」，以明示包括16歲。同樣，法律條文雖未使用「含」字，但已有明文規範。例如，刑法第18條對於責任能力的規定分為三部分：未滿14歲者不罰；14歲以上未滿18歲者得減輕其刑；滿80歲者亦得減刑。根據刑法第10條的解釋，「14歲以上」即包括14歲（含14歲），而「未滿14歲」則不包括14歲本身，清楚界定年齡範圍，避免理解上的歧義。

 

此外，「以上」、「以下」的範疇也適用於刑度規定。例如，強制性交罪的法定刑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賭博罪則為「3萬元以下罰金」。在這些情形下，判處10年徒刑或3萬元罰金皆符合規定，因「以上」與「以下」均包括數字本身。此原則在其他法律中亦通用。

 

關於公務員定義

刑法第10條第2項規定：「稱公務員者，謂下列人員：一、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以及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二、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者。」

 

刑法第10條第2項對公務員的定義進行明確規範，並學理上分為三種類型：身分公務員、授權公務員和委託公務員。身分公務員指依法令服務於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並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例如政府部門中的正式任用人員。授權公務員則是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且具備法定職務權限的個人，如公營事業中依政府採購法執行採購任務的人員。委託公務員則包括受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相關公共事務者，例如私立學校處理錄取學生、頒發證書等事項的人員。此分類明確區分不同身份類別的公務員，避免將不具法定職務權限的僱用人員，例如清潔工或保全，錯誤納入公務員的範疇。

 

該條文對公務員的定義涵蓋三類範疇：(一)在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中處理公共事務並具職務權限者，例如村、里長辦理地方公務；(二)非在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中，但依其他法令從事公共事務且具法定權限者，例如公營事業採購人員；(三)受政府機關委託辦理特定公共事務的人員，如私立學校負責學籍管理、獎懲和證書核發的相關人員。然而，行政輔助人員或行政助手則不屬於刑法上的公務員範疇，例如警方委託從事拖吊業務的業者。此規定意在明確界定公務員身份，強調其需具備法定權限或受委託的特定職責，從而確保法律適用的精確性與公平性，並有效排除不具公務屬性的個人或行為，避免因不明確解釋引發的爭議或誤用。

 

關於公文書定義

刑法第10條第3項明確規定，公文書僅指由公務員基於職務關係所製作的文書，並不涉及製作程序的合法性。公文書的核心特徵在於其需具備記載思想內容的功能，且在社會共同生活中能充當有效證明，具有適格性。只要文書形式上顯示是公務員職務上製作，即使未符合法定程序，也不影響其被認定為公文書的法律效力。例如，若偽造的文書表面看似由公務員製作，雖欠缺簽名或印章，但因一般人難以辨識真偽且可能誤信其為真正，仍可構成偽造公文書罪。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3627號判決指出，即使偽造公文書中所載機關並不存在，或所用印章並非官方公印，而是普通印章，因社會大眾無法辨識，仍具誤導風險，應認定為公文書。同樣地，若文書係假冒公務員身分而製作，只要內容涉及公務員職務上的事項，且可能造成誤信危險，仍構成偽造公文書罪。實務中，對公文書的認定並不以是否具有制式格式為限，也不要求文書具備對外效力。例如，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3991號判決認為，只要文書係公務員在其職務範圍內製作，無論其外形格式如何，或是否產生對外法律效力，均屬於公文書的範疇。這些判決進一步彰顯刑法對公文書的認定標準，強調公文書的本質在於其形式和功能是否足以使社會大眾誤認為真，並以此為基礎確立刑法中偽造與行使偽造公文書罪的適用範圍。此種解釋不僅維護公務行為的信賴與公信力，也有助於防範因偽造公文書而導致的社會秩序混亂，實現刑法保護公共信賴的基本目的。

 

關於重傷定義

刑法第10條第4項明確界定重傷的範圍，分為六種情形，涵蓋視能、聽能、語能、味能、嗅能等感官功能的毀敗或嚴重減損，以及肢體、生殖機能的顯著受損。第六款則為概括規定，將「身體或健康上的重大不治或難治之傷害」納入，例如毀容或重要器官的損害。該條文強調重傷的核心在於傷害需達到一定程度的機能毀敗或顯著減損，而非僅是短暫性或輕微的損害。此類認定通常需專業醫療鑑定以確認是否符合法律標準。例如，視能損害若未達完全喪失效用或顯著減損，即不得僅依條文推斷為重傷。

 

在實務中，重傷的判定時點與其是否可回復常成爭議。傳統實務對於重傷的認定標準相對嚴格，認為傷害需永久無法回復才構成重傷。最高法院的相關判例表明，如經診治後傷害能恢復，或僅減衰其效用，則不構成重傷。例如，最高法院28年上字第1089號判例指出，「如經過相當之診治而能回復原狀，或雖不能回復原狀但僅祇減衰其效用者，仍不得謂為該款之重傷。」這一見解將重傷的認定與損害的持久性緊密掛鉤。

 

另一種觀點為「當下判斷說」，該說法主張應依犯罪行為發生當時的情況判斷是否構成重傷，縱使嗣後經治療恢復，也不影響其法律認定。此種說法的優勢在於避免以事後治療結果否定當下的犯罪事實，強調犯罪行為與其結果之間的直接性。折衷說則介於兩者之間，主張以裁判時對被害人的傷害狀況難以期待改善至非重傷的程度為判定標準，若治療存在高度風險或難以期待被害人接受時，也應視為重傷。

 

關於性交的定義

刑法第10條第5項對於性交的定義採廣義解釋，旨在全面涵蓋各類性侵入行為，無論發生於異性或同性之間，並對以性器官或其他身體部位、甚至器物進入他人性器或肛門的情形提供法律規範。這一定義於88年刑法修正時取代舊法「姦淫」的概念，將原本僅限於性器官對性器官的行為擴展至肛交、口交及其他侵入形式，進一步強調對性自主與人格尊嚴的保護。同時，94年的修法進一步擴充「性交」的涵義，增添「使之接合」的表述，使女性對男性或同性之間的性行為也能涵蓋在性交的法律定義內。

 

在刑法文義中，「非基於正當目的」的措辭引發不少學理與實務上的討論。有學者認為，該用語意在排除如醫療診察等行為。然而，性交的構成要件本就以行為人行為具有「性意涵」為前提，若行為本身並不具性意涵，即便非基於正當目的，亦不應被視為「性交」行為。例如，若行為人基於傷害故意將棍棒插入被害人肛門，此情形應被認定為「傷害行為」，而非「性交」。因此，立法者在性交定義中加入「非基於正當目的」的描述，被批評為不必要且可能引發解釋上的混淆。

 

在司法實務中，對性交的判斷仍需結合案件具體事實，尤其是行為人主觀意圖與行為的客觀表現。立法者希望透過廣義定義適應多元的性犯罪行為模式，但也必須注意避免因定義過於寬泛而引發不必要的爭議。整體而言，刑法對性交的界定雖已在修法中逐步完善，但仍需在實務中通過明確的解釋與適用，避免因法律用語的不精確性影響對性自主的全面保護。

 

關於電磁紀錄的定義

刑法第10條第6項對於電磁紀錄的定義，表述為「以電子、磁性、光學或其他相類方式製成，並供電腦處理之紀錄」，此一規範適應現代科技發展，為打擊高科技犯罪提供明確的法律依據。電磁紀錄涵蓋範圍廣泛，包括文字圖片電子檔、帳號密碼、社交媒體隱私設定、遊戲虛擬寶物等，這些紀錄因其可供電腦處理的特性成為現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由於其無體物的特性，電磁紀錄的法律適用在實務中引發不少挑戰。

 

針對無故取得、刪除或變更他人電磁紀錄的行為，刑法第359條設有破壞電磁紀錄罪，要求行為必須「致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然而，該罪中的「刪除」要件是否必須導致電磁紀錄永久無法恢復，實務上存在爭議。刪除行為本身即構成要件，至於電磁紀錄是否能事後恢復，並不影響犯罪成立。此見解強調，電磁紀錄被刪除的行為本身，已經破壞網路與電腦使用的社會安全秩序，對公眾或他人造成潛在的損害。倘若以是否可恢復作為犯罪成立的條件，可能導致法律適用落空，縱容行為人藉由備份資料逃避法律責任。對於電磁紀錄的破壞罪，行為人無故刪除他人電磁紀錄時，不論事後是否能恢復，均構成犯罪行為；若該行為進一步滿足「致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的要件，則本罪成立。此立場不僅鞏固法律的規範目的，也為打擊駭客侵害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3392號刑事判決)

 

此外，電磁紀錄在刑事程序中亦扮演重要角色，成為偵查機關證明犯罪的重要證據。然而，由於電磁紀錄附著於載體之上，偵查機關常需扣押載體或相關設備進行鑑識，此舉可能對相對人的財產權與隱私權造成衝擊。因此，學界普遍認為，電腦鑑識應被視為實質意義的搜索，應適用與傳統搜索相同的法律規制，以保障個人權益不受過度侵害。

 

關於凌虐的定義

刑法第10條第7項對凌虐的定義為「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違反人道之方法，對他人施以凌辱虐待行為」，然而此定義在學理與實務上引發不小的爭議。表面上看，立法者似乎提供對「凌虐」的明確界定，但實際上卻被批評為過於籠統，甚至像是玩填字遊戲一樣，僅將「凌辱虐待」以不同措辭重新包裝，卻未能對其具體內涵提供更實質的說明。結果反而讓定義流於空泛，未能清楚界定何種行為符合「凌虐」的構成要件。

 

學說上認為，這樣的界定方式不僅未能解決司法實務中對「凌虐」行為範圍的爭議，還可能因過於模糊而招致適用上的困難。例如，何謂「違反人道」的行為？如何區分「凌辱」與一般侮辱，或是「虐待」與一般傷害？這些問題若未能透過立法或解釋進一步澄清，恐怕會導致實務中認定標準的混亂，甚至有可能產生不一致的裁判結果。

 

此外，從刑法體系的謙抑性原則出發，立法者應確保刑法用語的明確性，以保障法律的可預見性與公正性。然而，第10條第7項的定義卻未能明確限定「凌虐」行為的具體範圍，可能使刑法的適用範圍不必要地擴張，進一步衝擊罪刑法定原則的要求。

 

因此，學界普遍建議應對「凌虐」的定義進行修正，避免僅以近義詞的羅列取代實質的內涵說明。具體來說，應從行為的性質、手段的惡劣程度以及對被害人造成的身心影響等角度，細化「凌虐」的認定標準，從而為實務中的適用提供更清晰的指引。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實現刑法對於「凌虐」行為的有效規範，並避免法律適用中的不當擴張或濫用。

 

關於性影像的定義

刑法第10條第8項新增性影像的定義，該規定針對與性相關的影像或電磁紀錄進行界定，目的在於適應數位科技發展和性犯罪類型的多樣化，進一步強化對性自主與隱私的法律保障。依該條文內容，性影像被細分為四種情形，分別涵蓋各類可能侵犯性自主或羞恥感的行為，進一步細化法律適用範圍。

 

第一款提及「第五項第一款或第二款之行為」的影像，這裡直接援引刑法第10條第5項中對性交行為的定義，包括以性器或其他部位進入或接合他人性器、肛門或口腔的行為，無論是異性還是同性均屬之。此款的重點在於，凡影像中出現與性交定義相符的行為內容，即符合性影像的範疇。需要注意的是，該條未包含第5項中的「非基於正當目的」之限定，因此學界對於該款是否適用於所有情況存有爭議。

 

第二款將範圍擴展至「性器或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身體隱私部位」的影像，這一款所界定的性影像，並非以性交為前提，只要涉及性器或其他私密部位，並具備足以喚起性慾或羞恥感的客觀特性，即落入法律的規範範疇。

 

第三款進一步擴張到「以身體或器物接觸前款部位，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行為」，強調身體接觸行為的影像。這裡所述的接觸行為不僅限於性器之間的互動，也涵蓋其他部位或器物的接觸，只要具有喚起性慾或羞恥的客觀效果即可。

 

第四款則作為兜底條款，涵蓋「其他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行為」。這一款的設計目的是為應對實務中可能出現的新型性行為影像，提供靈活的法律適用空間。例如，某些非傳統性互動方式，但其影像內容客觀上具備性意味，同樣受到該條的規範。

 

性影像的具體定義，充分考慮數位時代性犯罪形式的多樣化，特別是針對網路平台上的影像散播與保存等行為，提供明確的法律依據。不過，由於該條文在部分用語上仍存模糊地帶，例如「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的認定標準，可能導致實務操作中的理解分歧。因此，該條文的實施需要結合具體案例中的司法解釋，並隨科技與社會價值的變遷不斷調整，以確保性影像相關犯罪行為能得到有效規範，進而保障性自主與人格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