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是規範犯罪行為並施加相應懲罰的重要法律，其核心目的在於保護法益、維護社會秩序及實現公平正義。刑法透過明確界定犯罪行為和刑罰種類，劃定國家刑罰權的適用範圍，並以罪刑法定為基本原則，確保法律的可預見性與公平性。在功能上，刑法具有應報與預防的雙重屬性。應報理論強調刑罰的正義性，認為犯罪行為侵害法益，刑罰是恢復公平與法律秩序的必要手段；而預防理論則將刑罰視為遏止犯罪、保障公共安全的工具，分為一般預防與特別預防，分別針對社會大眾和犯罪個體發揮威懾與矯正作用。刑法體系由實體刑法與程序刑法構成，前者規範犯罪構成要件與刑罰種類，例如刑法對殺人罪等犯罪行為的定義；後者則規範追訴犯罪的程序，以確保司法過程的正當性。刑法的適用範圍涵蓋多類法益，從國家安全到個人權益，並以謙抑性為原則，僅在其他法律不足以保護時介入。刑法的制定與執行應平衡國家權力與個人自由，避免濫用刑罰權力，確保其在實現社會正義與秩序中的正當性與有效性。
刑法中的犯罪階層體系與行為理論構成解釋與判斷犯罪行為的重要基礎，對刑法適用與司法公正具有核心意義。行為概念是刑法理論的起點，用於界定哪些行為能夠進入刑法評價體系。犯罪階層體系則是理解犯罪成立的結構框架，分為構成要件該當性、違法性及有責性三個階段。構成要件該當性描述犯罪行為的法律要素，為刑法提供具體適用基礎，確保人民對法律的可預見性。違法性階層探討是否存在阻卻違法事由，如依法令行為或正當防衛，同時引入「可罰違法性」概念，避免對輕微侵害行為施加不必要的刑罰。有責性則要求行為人具備責任能力與選擇合法行為的可能性，未成年人或處於極端情境下的行為人可能因欠缺辨別能力而不具有責性。犯罪階層體系的演進反映犯罪理論的多樣化，如新古典階層體系進一步結合目的行為論觀點，強調主觀構成要件與過失犯構造的細化。
刑法是一部規範犯罪行為並施加相應懲罰的法律，其核心在於保護生命、身體、財產等法益，並透過懲治違法行為來維護社會秩序。作為一種國家權力的重要工具，刑法以刑罰的威懾力達成防止犯罪、矯正罪犯行為及維護公共安全的目標。與民法注重私人間損害賠償的特性不同，刑法側重於定義犯罪及追究刑事責任，其嚴厲性使其在古代或威權體制中易成為壓制異議的工具。刑法的歷史悠久，自古代文明起便有成文刑法，隨著啟蒙運動與人權思想的興起，現代刑法逐漸確立罪刑法定等基本原則，成為法治國家的一項基石。刑法與民法、公法之間存在明顯區別。民法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強調私人自治與賠償功能，而刑法則著眼於違法行為對社會公共秩序的破壞，具有懲罰性與威懾性。
刑法是規範犯罪行為及其刑罰的法律，具有多重屬性，包括公法、實體法、國內法、強行法及成文法，其核心目的在於維護社會秩序和正義，並保障公共利益。作為規範社會行為的重要工具，刑法明文規定各種可能破壞社會秩序的行為，並設置相應的懲罰措施，以維持法律權威和公共安全。相比之下，公法主要規範國家機關與公民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而刑法則以規範與限制個人行為為中心，並以刑罰作為主要手段。刑法在適用範圍上亦包括實體刑法與程序刑法兩個層面。實體刑法明確犯罪構成與刑罰種類，
例如《中華民國刑法》中對內亂罪、殺人罪等具體犯罪的規定；而程序刑法則關注刑事訴訟程序，規範如何追訴犯罪並確保司法正義，如刑事訴訟法對偵查、起訴、審判及執行的程序性要求。實體刑法與程序刑法互為補充，共同構成刑法體系的一部分。刑法的來源主要包括刑法典、單行刑法與附屬刑法。刑法典是刑法的核心文本，全面涵蓋刑法的基本原則與具體犯罪規定，例如《中華民國刑法》。單行刑法針對特定犯罪另立規範，如《貪污治罪條例》。附屬刑法則分布於其他法律中，例如某些行政法中規定的刑事責任。雖然國際條約可能涉及刑事事項，但根據罪刑法定原則，只有當條約內容經由國內法轉化後，方能作為國內法院裁判的依據。刑法的功能在於界定國家刑罰權的範疇，其主要目的包括預防犯罪、應報罪行、嚇阻潛在違法行為，以及透過教育矯正罪犯行為，使其回歸社會。各國刑法的結構雖有差異，但大多依據成文法的模式進行規範。在大陸法系國家中，刑法典通常由總則、分則及特別刑法構成。總則部分規範刑事責任的基本原則，例如罪刑法定、不溯及既往；分則則依照保護法益的範疇，涵蓋國家法益、社會法益及個人法益相關罪名；特別刑法補充主刑法未涵蓋的具體犯罪行為，並須遵循總則的基本原則。如此，刑法得以在保障法治、維護社會秩序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可以從刑罰設置的理論基礎進行探討，主要分為應報理論與預防理論兩大類。應報理論強調刑罰的正義性與補償性，認為犯罪行為是對社會或個人法益的侵害，國家應通過刑罰對行為人進行懲罰，恢復公平與法治秩序。
該理論將刑罰視為正義的必然回應，並非達成其他目的的工具。應報理論並不主張以復仇心態處罰行為人，而是透過法律規範的刑罰程序，補償犯罪所造成的不正義狀態，彰顯法治的公平性。與此不同，預防理論則視刑罰為達成社會目的的手段，強調其在減少犯罪行為和增進公共安全中的積極作用。
預防理論依其針對的對象分為一般預防與特別預防。一般預防旨在透過刑罰對社會大眾產生警戒作用，使潛在犯罪人因懼怕法律制裁而不敢實施犯罪行為，從而維持社會秩序。而特別預防則專注於對犯罪人的矯治與威嚇，透過刑罰的執行改變行為人的犯罪傾向，避免其重複犯罪，進一步降低再犯率。刑法的內容涵蓋犯罪行為的定義、刑罰種類與適用條件，並根據不同法益設置相關罪名與條文規範。作為公法的重要分支，刑法以謙抑性為基本原則，僅在其他法律不足以保護特定法益時介入，並以刑罰的適當性和必要性為準則，平衡國家權力與個人自由的界限。在現代法治國家，刑法的制定與執行應充分考慮社會需求與人權保障，避免濫用刑罰權力，確保其在維護正義與秩序方面的有效性與正當性。
刑法的任務主要在於維護社會秩序、預防犯罪及保護法益與社會共同生活的基本倫理價值，是保障個人權利與公共利益的重要工具。刑法以規範和懲治的方式，對可能破壞社會穩定與公共秩序的行為進行規制，透過明確犯罪行為的界定及刑罰措施，確保法律的權威性與正義性。
其基本任務不僅在於對已經發生的犯罪進行處罰，更在於防範潛在違法行為的發生，從而實現對個人、社會及國家的全方位保護。刑法在維護社會秩序方面，旨在規範社會成員的行為，促進公共生活的穩定運行。透過對違反公共秩序行為的懲罰，如騷擾、暴力及恐怖活動等，刑法維持社會的安全與和諧，使每個成員在法律的保障下享有公平的生活環境。
此外，刑法還具有約束國家權力的作用，防止因濫用刑罰而損害個人自由，這體現法治社會中刑法的制約功能。預防犯罪是刑法的另一核心任務，分為一般預防與特殊預防。一般預防針對社會大眾，通過刑罰的威嚇效果，減少潛在犯罪行為的發生；特殊預防則針對已犯罪的個人，旨在通過刑罰或矯正措施，避免其再犯。刑法透過這種雙重預防功能，實現對社會風險的有效管控，提升公共安全水平。
保護法益是刑法最為核心的任務之一，法益是刑法規範的價值基礎，涉及個人、社會及國家層面的權益保護。個人法益如生命、自由、財產；社會法益如公共秩序、環境安全；國家法益如主權、安全等，均是刑法通過設立具體犯罪行為與刑罰措施所保障的對象。刑法在保護法益的同時，也承載著維護社會共同生活的基本倫理價值，通過懲治違法行為，重申法律與倫理規範的威信，促進社會的正義與和諧。刑法作為現代法律體系的基石，其功能和任務在實踐中不斷演進，力圖在保護公共利益與維護個人自由之間尋求平衡。
隨著社會的發展，新型犯罪形式層出不窮，刑法需因應現實需求進行適當調整，以確保其在應對複雜社會問題、維護法治秩序方面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總體而言，刑法以保護法益為基礎，通過規範行為與實施懲罰，維持社會秩序、預防犯罪，並保障社會共同生活的基本價值，是實現正義與法治的重要保障。
刑法上的行為概念，是犯罪成立的重要基礎，其核心在於確定哪些行為能夠進入刑法評價體系，並影響構成要件該當性、違法性及有責性的判斷。行為概念經歷從因果行為論到目的行為論，再到社會行為論及人格行為論的發展過程，每一階段的理論都試圖釐清行為的本質及其評價功能。因果行為論將行為視為由意志引發的外在世界變動，側重於客觀因果關係，但忽略主觀目的，導致評價體系中缺乏主觀構成要件，逐漸退出主流。目的行為論則將行為定義為人類目的性的實現，將主觀目的納入不法判斷，但由於無法涵蓋過失行為及非目的性活動，評價功能受限，亦面臨批評。相較之下，社會行為論以行為須由意志支配，並具有社會重要性為核心，成為當前通說。該理論認為行為是指可由人類意思支配，並引起具有刑法重要性後果的舉止。其優點在於具高度包容性，能夠連結構成要件該當性、違法性及有責性，同時也能分界出不屬於刑法評價範圍的非行為，例如自然事件、動物行為及無意識舉動等。人格行為論進一步強調行為是人格的外在表現，將故意、過失及不作為納入人格表徵，但也因概念過於抽象而未被普遍採納。以社會行為論為基礎，行為的審查分為三階段：首先，確認是否為人類舉止；其次，判斷是否由意志支配或可由意志支配；最後，發掘行為與刑法評價的連結點。例如，在「蠟燭燒床案」中，因未在昏昏欲睡時熄滅蠟燭，構成過失致死罪。該不作為行為滿足意志支配性及刑法重要性，並因處於保證人地位而成立犯罪責任。整體而言，行為概念不僅提供犯罪審查的基礎，也對連結犯罪階層體系與畫界刑法適用範圍具有重要作用，為刑法理論與實務奠定穩固基礎。
犯罪理論與行為理論在刑法體系中具有核心地位，其發展過程奠基於法學理論的演進與司法實務的需求。犯罪階層體系是理解犯罪成立的基本框架，分為「構成要件該當性」、「違法性」及「有責性」三個階層。第一，構成要件該當性是刑法對高度侵害社會秩序行為的描述，目的是讓人民預見何種行為可能構成犯罪，以避免法律適用的不確定性。例如，立法者通過對構成要件的明確描述，確保刑法能有效遏止嚴重犯罪。第二，違法性階層檢討行為是否具有阻卻違法事由，如依法令行為、正當防衛或緊急避難。阻卻違法事由基於法律規範的容許價值，對行為予以例外排除。同時，實務上逐步引入「可罰違法性」概念，認定違法性需具備一定程度的社會規範違反與法益侵害，如竊取空白紙因影響輕微而不具可罰性。第三，有責性是對行為人刑法責難的基礎，要求行為人具備辨別是非的能力與控制行為的可能性。例如，未成年人因不具充分辨別能力而欠缺有責性，或行為人在極端情況下無法選擇合法行為時，亦不能期待其擇善棄惡。犯罪階層體系的演進也體現犯罪理論的多樣化，如古典三階層體系以構成要件、違法性及罪責為核心，新古典階層體系則結合目的論觀點，細化過失犯構造及主觀要件。在目的行為論的影響下，刑法對行為的判斷更注重行為人的主觀目的與客觀結果之間的聯繫。不同階層體系在法律實踐中的應用，促進法學理論的精緻化與司法判決的公平性。總之，犯罪理論與行為理論通過階層體系的建構與方法論的豐富，提供解釋與適用刑法的有力工具，實現對行為的規範與責任的合理分配。